臺北水源地時期
劉銘傳任臺灣首任巡撫時,在臺規劃實行新式建設,包括郵政、鐵道等,清光緒13年(1887年)聘請日人七里恭三郎,在臺北城內時坊街、西門街(今衡陽路)、北門街(今博愛路)等地,規劃執行開掘3口公共井提供用水之需求。
這時的臺灣衛生條件不佳,傳染病盛行,成為日人來臺初期亟待解決課題,日治時期明治29年(1896年)6月,日人後藤新平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衛生顧問,協助指導改善衛生行政工作,建議總督府聘請當時日本內務省擔任衛生工程顧問的英國人威廉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來臺,協助負責衛生工程包括了水源調查,隨行的有其學生濱野彌四郎。
日治時期明治40年(1907年),依巴爾頓先生生前之建議, 在今公館小觀音山腳下新店溪畔建取水口,以引取原水;在山麓設淨水場,進行淨水處理,再將處理過之清水,以抽水機抽送至山上之配水池,藉由重力方式自然流下,供應住戶日常用水。
自來水博物館誕生
劉銘傳任臺灣首任巡撫時,在臺規劃實行新式建設,包括郵政、鐵道等,清光緒13年(1887年)聘請日人七里恭三郎,在臺北城內時坊街、西門街(今衡陽路)、北門街(今博愛路)等地,規劃執行開掘3口公共井提供用水之需求。
這時的臺灣衛生條件不佳,傳染病盛行,成為日人來臺初期亟待解決課題,日治時期明治29年(1896年)6月,日人後藤新平來臺擔任臺灣總督府衛生顧問,協助指導改善衛生行政工作,建議總督府聘請當時日本內務省擔任衛生工程顧問的英國人威廉巴爾頓(William K. Burton)來臺,協助負責衛生工程包括了水源調查,隨行的有其學生濱野彌四郎。
日治時期明治40年(1907年),依巴爾頓先生生前之建議, 在今公館小觀音山腳下新店溪畔建取水口,以引取原水;在山麓設淨水場,進行淨水處理,再將處理過之清水,以抽水機抽送至山上之配水池,藉由重力方式自然流下,供應住戶日常用水。
日治時期明治41年(1908年)取水口、唧筒室建築與設備裝置先行完成,日治時期明治42年(1909年)輸配水管、淨水場及配水池全面完工,淨水場開始供水,出水量2萬公噸,第一期計畫用水人口12萬人,並命名為臺北水源地慢濾場,從此臺北自來水開始邁入現代化之供水系統。
民國40年(1951年)初,臺北市政府成立「臺北市自來水水源擴建工程推行委員會」,由市長吳三連任主任委員。
同年四月成立擴建工務所,聘請省建設廳技正范純一主持設計施工。設施包括混凝池一座、沉澱池二座及快濾池四座,容量為每日出水量2萬公噸,全部工程於次年2月底順利完成。民國63年(1974年)進行臺北區自來水第三期擴建工程,為配合臺北水源地慢濾場之拆除工作,於沉澱池增設傾斜管,以加速膠凝沉澱效果,快濾池改換為石榴石濾材,增加出水量為每日5萬公噸。
民國40年(1951年)初,臺北市政府成立「臺北市自來水水源擴建工程推行委員會」,由市長吳三連任主任委員。
同年四月成立擴建工務所,聘請省建設廳技正范純一主持設計施工。設施包括混凝池一座、沉澱池二座及快濾池四座,容量為每日出水量2萬公噸,全部工程於次年2月底順利完成。民國63年(1974年)進行臺北區自來水第三期擴建工程,為配合臺北水源地慢濾場之拆除工作,於沉澱池增設傾斜管,以加速膠凝沉澱效果,快濾池改換為石榴石濾材,增加出水量為每日5萬公噸。
自來水博物館誕生
民國66年(1977年),唧筒室完成「抽取原水、輸送淨水」之使命,功成身退。自日治時期明治41年(1908年)創建迄今己有百餘年的歷史,民國82年(1993年)6月被內政部列為三級古蹟,同年9月27日第一次對外開放二週供民眾參觀。後經臺北市政府民政局會勘,認為年久失修且多處漏水,經構堪慮應予整修。因此,民政局於民國86年(1997年)編列預算200萬,供作本古績之調查研究報告經費,並委請中國工商專科學校完成「臺北市三級古蹟水源地唧筒室之調查研究」報告。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依據該報告於民國87年(1998年)5月斥資8千餘萬元修護,恢復唧筒室之原貌,並多方蒐集有關自來水歷史的照片及器材,充實整體內容與相關周邊設備,完成全國首座自來水博物館。
臺北自來水事業處依據該報告於民國87年(1998年)5月斥資8千餘萬元修護,恢復唧筒室之原貌,並多方蒐集有關自來水歷史的照片及器材,充實整體內容與相關周邊設備,完成全國首座自來水博物館。
*資料出處:
台北市三級古蹟水源地唧筒室之調查研究,1997/11,中國工商專科學校建築工程科研究,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委託
臺北水道百年風華,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編印,陳皇志撰文
台北市三級古蹟水源地唧筒室之調查研究,1997/11,中國工商專科學校建築工程科研究,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委託
臺北水道百年風華,臺北自來水事業處編印,陳皇志撰文